从全书看，这部教材明显区分了权利与权力，权利、权力两个概念是平行使用的，即：权利指臣民之权，权力指主权者、国家政权机构或官员之权。
该公约显然是为了纯粹人道主义和文明的目的而被采纳的。从事宗教和文学的人、农民、商人都应被饶恕。
[181]20世纪60年代，先出版《战争与和平法》绪论的商务印书馆准备恢复中文翻译并实施出版《战争与和平法》的计划，以纪念格劳秀斯诞生四百周年。西方自然法学说一般都是围绕着正义、善恶、人类良知等命题展开的。[29]事实上，不仅马格德堡的平民遭难，三十年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恐怖的性质，交战双方的军队对待平民就像对待牲畜一样，无法形容的暴行随处可见。我看到，人们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或没有任何理由就走向战争，而一旦拿起武器，就不再有对神意法或人法的尊重。在这一发展中，格劳秀斯的学说占有一席之地。
[16]虽然格劳秀斯主张万民法作为意志法（jus voluntarium）应与自然法相区别，但在近代法学著作中存在着万民法与自然法混同以及被自然法所取代的混乱现象。格劳秀斯拒绝国家利益的理由的理念还体现在：否认诉诸战争的权利，除非出于正当的法律理由。[60]张华:《民主和睦:1950年〈婚姻法〉的宣传实施与新家庭建设》,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第36页。
[71]香港曾经有过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的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其后则逐渐减少，而政策也随之变化。[54]关键不是能否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而是家庭成员之间能否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勉励、互相关心和信任。[32]参见杜强强:《善意重婚、共同生活与重婚无效规则的再塑》,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3期,第48页以下。孩子们使用的是美国护照，香港给予他们依亲签证。
近十年来，内地司法裁判文书全面上网公开，使学界得以细致考察司法机关的说理。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即便是就《香港基本法》第37条来说，宪法法律规定的实际效果在内地和香港的差异也已经几乎不存在了。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反对在条约中规定特种措施的缔约国代表曾经提出，亲权等问题宜用民法规定，另行制定一个条约。本案中王某某夫妇将黄某某自幼带入家中抚养并悉心教导，为其成家、立业竭尽所能，双方虽无血缘关系，但长期的家庭生活已将他们凝结成一家人。邓颖超曾经为《老革命家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一书作序。有趣的是，在判词中张举能法官还专门提及《澳门基本法》第38条的规定。
有一对夫妻是美国公民但也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五)香港法院的解释再来看香港的情况。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权在此是无涉的。[74]蔡琳:《家庭秩序:国家法的构造与限度》,载《浙江学刊》2020年第5期,第22页。
[73]参见叶桂平:《次国家行为体的对外关系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第128页。但所谓核心内容究竟如何，此说并未给出完整阐述。
我国法学界目前只解释了强制亲子鉴定涉及公民人格尊严、隐私等的不当之处，还没有深入讨论它涉及宪制层面家庭生活基本权利的问题。当前，合宪性审查机关往往需要评价制定法是否侵害了为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将涉家庭的个人权利规定于第48条和第49条第1款。而如果当事人之间本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亲子关系，那也不会因为强制亲子鉴定而丧失亲权。[52]恰恰相反，新中国的家庭观是通过批判传统伦理观念而树立的。但该条从题注关于结婚和家庭的权利即可看出主要规定的是婚姻自由,和本文所讨论的家庭生活尚有差别。和内地民事司法以及几位宪法学者的前述理解均不同，回归以来，澳门司法机关明确地将家庭生活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界定为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在第69/2016号案的裁判书中，澳门终审法院宋敏莉法官指出，《澳门基本法》第38条旨在保护澳门居民的婚姻自由、成立家庭和自愿生育的权利，可以肯定的是，法律并不保证居民在澳门的家庭团聚，更不用说家庭的稳定了，因为众所周知，家庭稳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39]。
[57]李大钊:《列宁》,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9页。[29]在张毅与刘春离婚纠纷案中，南阳法院也建议：妻子也要学会扮演好儿媳、妻子、母亲等多种角色，特别要从‘孝顺二字出发，处理好与婆婆的关系[30]。
参见J.J.Gomes Canotilho和Vital Moreira:《宪法的依据》,冯文庄等译,澳门大学法学院2003年版,第29页;孙谦、韩大元编:《欧洲十国宪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页。如果简单从文本字面含义来看，则内地和港澳对于家庭权利之宪制意涵的认知本当存在较大的差异。
而在谎报的情形下，则虽然共同生活却无法形成真实、完整的认同,也属于对紧密联系的破坏。[76]葡萄牙宪法明确规定了要以《世界人权宣言》为解释基本权利的依据,澳门司法机关的解释可谓青萍风起。
[70]就本文研究的对象来说，三地的法律实践的确受到不同法律文化的影响。[61]黄宗智:《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5期,第93、94页。综合考虑，所谓强制亲子鉴定妨碍家庭关系和谐稳定,最主要的也是因为它直接侵害到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而非其他。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宪法和民法在我国的关系，法学界已有数次集中讨论。
[67][德]茨威格特、[德]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香港同样在法律实践中将《儿童权利公约》纳入。
以上是内地民事司法对家庭生活相关权利的解释。三、理论的思考本文的上述分析已经表明，就作为基本权利的家庭生活来说，中国内地和港澳方面对其的解释呈现出趋同的态势，最终都聚焦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一核心内容。
两基本法将在港澳享有基本权利的主体规定为居民而非公民，直接保障他们权利的机构又主要是特区政权机关而非全国性宪制机关，客观上影响港澳居民中的中国籍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国家宪法直接照拂，不利于促使他们自觉、深入地了解国家宪法的内容、价值和功能。澳门部分,参见谢耿亮:《法律移植、法律文化与法律发展》,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5期;魏美昌:《论一九九九年前后澳门文化特征之保留及发展》,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1期,第11-12页;张淑钿:《粤港澳大湾区法律事务合作中的澳门贡献及未来发展》,载《港澳研究》2020年第3期,第23页。
实际上，在亲子之间，如果他们早已知悉彼此的关系，则强制亲子鉴定并不会带来新的信息。王锴于2013年发表在《法学评论》上的文章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对我国《宪法》涉家庭条款的认识。实指父母得向子女主张应被孝顺对待。当需要平衡各种公私利益或者不同公约权利时，成员国自行裁处的余地通常是很大的。
那么，《公约》第24条第1款所保护的儿童权利究竟是什么呢?这一款实际上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反对歧视，其二是要求家庭、社会和国家向儿童提供特殊保护。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全国人大法工委报告已经明确提及了人格尊严和隐私这两项权利，而家庭生活是与它们并列的另一项内容，似应有其特指的对象。
[32]3.生育孩子的决定权。[10]在一段时间内，学界基本的结论是通过区际冲突法以解决地区之间民事交往引起的法律冲突问题[11]。
[36]这两个案件可以很清楚地展示，澳门终审法院在考虑基本法所称家庭生活时，主要将其理解为紧密(亲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家庭生活作为法律权利在过去，主要是规定于民法之中的。
